君特·格拉斯:好德国与坏德国的双重代表

2015-04-14 16:42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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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文化)导语:君特•格拉斯刚刚去世,他活着的时候,一直是德国良心的化身,但自从《剥洋葱》曝光自己曾经的党卫军身份后,他的余生便充满了不尽的麻烦。书评人云也退认为,格拉斯不仅代表好的德国人,也代表“坏的”德国人,他的经验都是那代德国少年的共同经验。

在《剥洋葱》之后再读处女作《铁皮鼓》,不妨视其为一场自我探索—格拉斯想借小奥斯卡的曲折遭际表达一个意思:我们从来无法知道,一个人的生命会如何展开,正如格拉斯17岁时如何能想到,自己这股昂扬高亢的热情,会在将来引发无穷的追悔和困惑?而一个最为强盛的德国却被推入战争的深渊,格拉斯比任何一个其他人都更想知道答案。

君特·格拉斯仙逝。活着的时候,他一直是德国良心的化身,代表了德国走出战争、清算过去的真诚努力。人们几乎为他建了“生祠”,例如在德国北部,靠近波罗的海的小城吕贝克,就造了三座博物馆,分别献给一位德国诺贝尔奖得主:托马斯·曼一座,威利·勃兰特一座,君特·格拉斯一座,院子里和地板上陈列着作家的画作和雕塑。

不过,他的情况和另两位有点不同:曼是纳粹上台以后流亡国外的最有名的德国文化人,勃兰特的下跪足以让世人把他视为德国告别过去的代表,是英雄,而格拉斯,名下有堪称世纪经典的小说,却在功成名就之后,承认自己曾是纳粹党卫军的一员——等于自己走进了灰色地带。

和勃兰特一样,格拉斯是新德国的主要象征,他还帮助勃兰特起草了一些演讲稿,在华沙,勃兰特下跪时,格拉斯也在场,后来还偕勃兰特一起出访以色列。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是“中东铁娘子”果尔达·梅厄,格拉斯问她,可否给她画张像,梅厄点头,说只要能把她整漂亮点,就画吧。

然而,当2006年《剥洋葱》出版,本来一直对他很有好感的以色列人也哗然了。这本自传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格拉斯被迫在每一个公开场合谈论自己身为党卫军一员的事情,他被迫一再重复,读书请读重点,这几个月的党卫军生涯显然只是书里的一个细节,你们不可以舍本逐末。但是,几乎都是徒劳。

他得到的反馈大部分都是负面的,有很多令人心寒的辱骂,支持他的人也有,例如南非名作家、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同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纳丁·戈迪默。格拉斯不是志愿加入,而是被征召的。他所属的军队在东西两线征战,还曾担负过营救希特勒的任务。但他确实曾爱戴过希特勒,还曾在元首50岁生日时,为其写过一首赞诗。

他从1944年11月开始服役,将近半年后受伤被美军俘虏,在审判后获释。这段经历,他要不说,几乎没有人会知道,公众只知道他参过军。《剥洋葱》出版后,很多愤怒的批评者批评他把这个秘密保守了这么久,另一些人则说他不应该贸然公开。两类人虽然方向不同,关怀却是一样的:他们都关心自己身为“好德国人”的个人形象。

可见格拉斯的影响多么大:他的形象受损,让无数人颜面无光。“他们想让我闭嘴,”老作家当时说,“这办不到。”

他是爱说的人,小说写得好,也非常有公知风范。联邦德国战后迎来了康拉德·阿登纳政府,格拉斯就曾公开揭露,在政府里有哪些人是纳粹余孽;到了两德统一这一“大势所趋”的时刻,他又跳出来,从文化的角度上提出异议。1999年,一部《蟹行》再次点燃争论,格拉斯借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要德国人反思自己的反思:我们的教育一面倒地强调德国人的战争罪责,引起了多么严重的青少年逆反,你们想过吗?

他忠实于自己,把思想的每一次兴奋都落实为扎实的书籍或行动。在《剥洋葱》里他继续实践这份忠实,把隐瞒那么多年的秘密披露出来,孰料,两页半的内容,为他的余生惹来了不尽的麻烦和坏心情。人言可畏,情绪上来了,没有几个人会去费力搞清“被征召”和“志愿加入”的区别,一旦人们对你有了一个不好的判断,你再怎么解释都属于苍白的自我辩解。

这都是事实:在上前线之前,格拉斯的确是情绪激昂,准备去接受一场成人礼的——他那时还穿着短裤。他是在一个封闭的政治系统里成熟的,从15岁开始,这一点,如果你读过“但泽三部曲”里的第二部《猫与鼠》,就会理解当时的德国中学生受的是怎样的教育:完全的英雄叙事,爱国主义叙事,真正的愚民。《猫与鼠》里写到一艘沉船,少年主人公最后扎进里面,再也没出来:他的英雄梦想同这艘光荣的德国舰艇合二为一了。

《猫与鼠》其实是他的一份另类自传。男孩身上有作家自己的影子。格拉斯一直在向自己提问:为什么,我在学校里全盘接受了老师灌输给我的东西,而没有提出任何质疑?他的叔叔名叫弗朗茨,是但泽邮局的一名邮递员,纳粹吞并但泽时杀害了弗朗茨,格拉斯回忆说,自己从未与母亲谈论过这件事,而仍然一心拥抱第三帝国的意识形态。这又是为什么?

战争爆发后,格拉斯有个同班同学,家里能听到英国电台,他每天都跟同学们通报战况。有一天他不见了。格拉斯也没有过问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有一个学生,出于良心拒绝服兵役。遭到了格拉斯和其他同学的殴打,最后他也消失了。种种不祥事件都没触动他。格拉斯说,这些都是促使他写《剥洋葱》的动力——绝不是只为了昭露自己脸上的污点。

他确实有代表性:不仅代表好的德国人,也代表“坏的”德国人。他的经验都是那代德国少年的共同经验。德国,曾是一个如此强盛、如此开化的地方,一个最好的证明,就是从德语国家出来或有相关血统的犹太人,始终是犹太民族里的精英,修养最好,头脑最发达,最懂艺术。然而,这么一个德国却被推入了战争的深渊——可以说,格拉斯比任何一个其他人都更想知道答案。

在《剥洋葱》之后,再读《铁皮鼓》这部惊世骇俗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我们就不宜将它看作一种解答,相反,应视其为一场自我探索。奥斯卡·马策拉特这个一直长不高的畸形孩子,早熟而狡猾,聪明又卑鄙,自私,阴险,毫无道德感,常常被人视为希特勒的漫像,但他也曾经破坏过纳粹集会。施隆多夫的电影基本删除了小说的后一半,如果你读过,就会发现格拉斯在他身上寄托的东西还多了去了,有很长一段篇幅,奥斯卡都在精神病院里写回忆录,显然,此时的他又成了疯狂的外部世界的对立面,一个清醒的人。

格拉斯后来在受访时说过,他想借奥斯卡的曲折遭际表达一个意思:我们从来无法知道,一个人的生命会如何展开。正如他自己,17岁时如何能想到,自己这股昂扬高亢的热情,会在将来引发无穷的追悔和困惑呢?如何能想到,长大以后的自己会与少年时代为敌呢?而在发表《铁皮鼓》、《猫与鼠》、《狗年月》的时候,又怎会想到,自己有朝一日竟愿意轻松坦然地宣说自己的黑历史呢?须知,他的成功,他的崇高的名声,都是建立在往事大体无瑕的基础之上的。大众都是出身论的信奉者,不相信、也没耐心去理解一个人的救赎;更何况有很多人,还总习惯借别人的污名来平衡自己有愧的良心,乃至向行淫妇人扔石头,以证自己的清白。

功利地说,他的洋葱是剥得失算了。但一个坦白的人是在乎“算”的吗?他本来就不需要去估量大众的理智程度,去考虑有多少人躲在他的身后,靠他来蔽风挡雨。格拉斯的战争经历,可以说毫无意义:无目的,无方向,无结果,就像他的前辈、德国名作家雷马克写一战的小说《西线无战事》,其残酷与荒诞如出一辙。二战结束后,格拉斯拜访过老雷,想跟他说说《西线》,老雷很不高兴:我还有许多别的书,咱不说这本好吗?

2006年后,格拉斯深切体会到了当年雷马克的不满:我写了许多别的内容,咱不提党卫军那档子事,好吗?

云也退:专栏作家,在《第一财经日报》等多处开设个人专栏,经营个人公众号yunyetuitui,谈文学、文化、健身、旅行、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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