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之巅》:当迟子建也玩儿起了魔幻

2015-07-05 14:03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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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识网)或许在迟子建看来,他笔下的东北鄂伦春族人的生活世界与“魔幻”“猎奇”有着先天的“血缘亲子”关系,是最适合“魔幻”“猎奇”手段一展身手的绝佳平台;殊不知用力不当或用力过度,就容易剑走偏锋,弄巧成拙,“魔幻”效果不见出彩,而自己的本真却难觅踪迹。

   读完迟子建的长篇新作《群山之巅》(刊于《收获》2015年第一期),第一印象就是:这是一部向魔幻、猎奇致敬的作品。“魔幻”作为一种创作手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风行一时,随后逐渐趋于式微;但由于莫言的获得诺奖,本已成明日黄花的“魔幻”手法在冷清了十余年后又重新成为热门话题,身价因而大变。大概正是因为这份热度的吸引,迟子建在这部新作中几乎放弃了她一贯坚持的朴实、沉稳、流畅而优美的传统叙事方式,而将魔幻、猎奇作为自己的最爱,在作品中不惜浓墨重彩地大肆渲染,很有些为“魔幻”而“魔幻”、为“猎奇”而“猎奇”的“时尚”追捧趣味,而一部优秀作品不可或缺的思想意义却无形中退居后台,隐形甚至消失,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我以为,这就是这部小说创作的最大误区。

  或许在迟子建看来,他笔下的东北鄂伦春族人的生活世界与“魔幻”“猎奇”有着先天的“血缘亲子”关系,是最适合“魔幻”“猎奇”手段一展身手的绝佳平台;殊不知用力不当或用力过度,就容易剑走偏锋,弄巧成拙,“魔幻”效果不见出彩,而自己的本真却难觅踪迹,徒留下“邯郸学步”中的燕国人的遗憾。

  一、

  魔幻、猎奇叙事作为一种艺术手法本身无可非议,但是,须知手法只是为目标服务的,它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艺术创作的终极目的。艺术创作的终极目的是表现生活、表现人性,也就是说,再奇幻的艺术手法,如果不能揭示生活、人性的诸多意义,那么,这些时尚而花哨的“手法”也只能被视为哗众取宠的“花拳绣腿”,不足为贵。一般而言,文学创作中的“魔幻”手法至少必须具备以下特点才可被视为是有意义的——

  首先“魔幻”情节能与当地民情民俗有机相连,能够通过夸张变形的艺术方式展现当地民情民俗之奇之美。其次,具有某种真实、深刻而隽永的象征意义,尤其对于那些在作品中占重要地位的魔幻情节而言,象征意义的真实、深刻与否至关重要。再次,某些无厘头式的“魔幻”细节虽然称得上是毫无意义,纯属异想天开或胡思乱想,但有的时候确实也可以为小说增加一些噱头,添加某种趣味;也就是说,一部优秀的小说往往也允许有一些平庸甚至“浅薄”的“乐子”作为点缀,所以,它们的存在有时也无伤大雅;但是,前提是适可而止,过多过滥就可能成为“恶俗”了。

  以这些要求来审视《群山之巅》的“魔幻”设计,就不难看出其“误区”所在。

  小说中最核心的魔幻情节当属侏儒安雪儿的故事。她具有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神奇特点与功能。当地人把她视为精灵、小镇的神话。她平时的饭食少得可怜,也不爱吃肉,但一到除夕、清明、元宵这些日子,则食量大得惊人,且荤腥不拒,当地人认为是她身上附着鬼魅,她是替它们吃的。此外,她记忆力超群,且无师自通,天生具有刻碑的技能,更神奇的是她还能预知人的生死等等。可就是这样一位神人,却被小镇的杀人犯辛欣来给强奸了,而被强奸后的安雪儿,先前那些神奇的功能(除了刻碑)就完全消失了,回归凡人,随之而起的变化则是突然长高,她自己都能听到自己生长的声音。

  安雪儿是小说中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小说的情节展开就是围绕辛欣来杀人强奸——窜逃——追捕这一主线进行的,以此为背景展开了小镇上的诸多奇人奇事,虽然这些事件的串联、组织显得有些散漫,许多人事都是一晃即过,之后就基本不再出现了;但安雪儿的故事却是一以贯之。小说交错断续地叙述了她的传奇经历,从她的天生具备的的神奇功能到被强奸及之后的发生的种种变化,包括不再有神奇功能、突然长高、怀孕、产子、养育孩子的故事等,甚至还有她对强奸她的杀人犯的一种深情怀念,直到小说的结尾,她再次被人凌辱。很明显这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但是,这个人物的意义何在呢?她是否具有一定的象征或映射现实生活的意义呢?比如说,她的天生的刻碑以及预知人生死的能力,是否可以象征着某种命运死神的魔力?但她被强奸后的神奇功能消失、回归凡人又象征什么呢?而在小说的结尾让她再一次地被人凌辱难道又是象征着某种弱者的悲苦命运?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小说中还有一段明确的叙述似乎可以作为作者对这个人物的象征意义的定位:小说叙述到安雪儿在被辛欣来破了“真身”、回归凡人后,小镇人就觉得她与天再无关系了,并认为这是一种因果报应的昭示:因为安雪儿的父亲是法警,许多年来枪毙了不少犯人,其中必有不少冤魂,是这些冤魂附着在强奸犯身上,来报法警的杀身之仇的。以致于让法警父亲安平感到困惑不已:人们怎么可以“万口一声地把一个侏儒塑造成神,也可以在一夜之间,众口一词的将她打入魔鬼的行列”。

  我以为,就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就可以断定作家在塑造安雪儿这个“魔幻”形象时,她的思维是极其混乱的,完全缺乏一个明确的逻辑定位,一味对“魔幻”效果的追求,最后导致作家自身也陷入云里雾中的迷幻状态,以致不知所云。

  首先,从小说的叙事逻辑本身来看,安平的困惑及村民态度的变化都是违背小说叙事的逻辑情理的。安雪儿的“神奇”“魔幻”功能的产生与消失其实根本与村民的“塑造”与否无关,小说在叙述时说得清清楚,这种功能是与生俱来的,是被无数事实多次证明了的,而它的消失也是明明白白的事情,完全是她自身在被强奸后发生的变化,绝非民众的“魔鬼化”效应。

  其次,安平作为一位法警代表的是公平正义,即便有冤假错案的冤死者,也错不在他;而民众即便对政府断案不满,也不至于把怨恨发泄到法警安平身上,以致于对他女儿的遭受凌辱会抱有这种幸灾乐祸的心态;而在小说的其他叙述中也看不出民众对法警安平的丝毫不满,所以,民众的这种“魔鬼”化心态是毫无道理的。

  其三、作家似乎在此想来表达一点深沉的东西,想借此说明民众的“造神”运动是极其愚昧可笑的。如能表达成功,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主题;但是,在接下来的超过五分之四篇幅的叙述中,民众对雪儿的“魔鬼”化态度丝毫不见踪影,人们虽然不再把她视为神,但依然把她作为一个善良的人来尊敬来相处。

  由此可见,作家很可能在写完这些话后,马上就忘记了这话的“深刻”意义。这些貌似“深刻”的“警句”其实只是作家即兴式的“魔幻”发挥而已,随说随忘,作家根本就没兴趣为这些话的意义担责,作家感兴趣的只有“魔幻”:“魔幻”的人物、“魔幻”的情节,“魔幻”的心理变化,根本不在乎其间不可或缺的逻辑链条的有无;所以,安雪儿这个“魔幻”人物的“魔幻”传奇经历真的只能算是一个为“魔幻”而“魔幻”的纯粹为向“魔幻”致敬的“模仿”人物了,完全缺乏基本的社会象征意义。

  二、

  作品中其他类似的“魔幻”情节实在举不胜举。

  比如小说一开始就出现的屠夫辛七杂的烟斗,作家极力渲染他的“神奇”习惯,“只要太阳好,无论冬夏”,他都不用火柴点烟的,而要用凸透镜去取自然的“天火”。虽然作家在“后记”里说这个人物生活中有“原型”,他真见过一位买菜老头如此取火的;但我还是要说这样的细节只能算是不入流的“雕虫小技”,并不具有多少真正的现实意义。要知道时代已然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作品中的龙盏镇也不是个交通不发达的封闭小镇,已经有了互联网和手机了,至于火柴、打火机的使用应该不存在任何障碍;所以,可以断言,除了偶尔消遣玩耍外,没有一个农民宁愿弃火柴打火机不用而乐意用这种原始的方法来取火点烟的。但作家却偏偏被这个小把戏完全给迷住了,以为是最接地气的“魔幻”素材,自我感觉良好的在“后记”中说,“辛七杂一出场,这部小说就活了”;对此,我只能说,辛七杂的烟斗一亮,就足见作家的眼睛已被“魔幻”的光华给蒙蔽了。

  这种“蒙蔽”效果使得作家在虚构“魔幻”故事时自然可以随心所欲,不受拘束,想怎么编就怎么编,只要“魔幻”就行,只要“新奇”就好。作品中因而有许多这类出人意料的情节。

  再如小说中有这么一条故事线索。镇上有一位单四嫂,以卖摊煎饼、给人家挑水维生,男人单尔冬本是一个镇政府的文书,因为写作,有了些名气,就抛妻别子,跑到城里和别的女人过活去了,后来在与这个女人离婚后,又回到龙盏镇,死乞白赖想复婚,甘愿住在驴棚里等待单四嫂回心转意,就在单四嫂好不容易有了“回心转意”的意思后,单尔冬却又突然向往城市了,于是,又一次逃离小镇;这时候,单四嫂四次高考落第、精神崩溃已成为呆子的儿子单夏却突然回归理性,对生父的轻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屑态度;直到这时,一直苦苦追求单四嫂多年未果的老魏才终于有了结果。但在正式与单四嫂生活之前,他认为自己还得收收心,于是最后再到城里花天酒地了一番,把能睡的小姐都给睡了,可是在打道回府时,见到途中的飞鸟、蝴蝶、野花、流泉……突然又改变主意了。这样,单四嫂又一次地被男人给抛弃了。

  看了这个“离奇”到“魔幻”程度的“复杂多变”的“婚姻”故事,我真的感到极其困惑,这种离奇的复婚、悔婚故事除了“魔幻”式的“新奇”感外,它还能有什么真正的意义呢?这种极其闹腾极其戏剧性的婚变故事究竟有多少现实生活依据呢?本来该是一出能引起人们悲悯心的生活小悲剧,却硬是被这两位太能折腾的男子的“魔幻”表现给整成了一出赵本山式的喜剧小品,让人们“悲欣交集”的同时却只有苦笑不得、莫名其妙的茫然!

  作家对“魔幻”细节的迷恋还体现在对另一对情人的交往中。法警安平与殡仪馆的理容师李素贞因为双方的职业的“晦气”特点而使人们对他们“畏”而远之,但却使他们互相吸引,成为一对惺惺相惜的情人。作家这样安排的目的显而易见是冲着“魔幻”而来的。为此,作品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让双方各自讲述自己在职业生涯中所遭遇的诸多“魔幻”故事,毫不忌讳这种生硬的“匠气”外露手法对含蓄自然艺术风格的伤害。比如安平的故事中有一个匪夷所思的“魔幻”故事:一位女死囚临刑前提出松绑的要求,想让自己毫无拘束的上路,在法警无法满足这要求的情况下,一条老狼突然从丛林中窜出,将女子的绳索咬断,圆满解决了这问题,原来这老狼是女囚幼时解救过的一条小狼,在关键时刻特意来报恩的。而理容师的故事中也有类似的“魔幻”故事:一对老年恋人想一起生活却受到孩子的反对未能如愿,老头送了一个金戒指给老太,老太死后三个儿媳妇想据为己有,却怎么也褪不下来,可当老头与老太握手告别时,金戒指却自动落入老头之手,这事让三位儿媳妇惶恐不已,再三祈求婆婆不要加害于他们。

  其实,真要从原创角度来衡量这些故事的价值,应该是价值不大的,不过新瓶(其实“新瓶”也说不上,因为“魔幻”这“瓶”也是舶来的)装旧酒而已,这类故事在历史传奇和现代灵异故事中早已累见不鲜,作家不过把它们“偷”来为自己的现代“魔幻”充门面而已。或许作家自以为这种移花接木手法做得天衣无缝,却没有想到很可能会弄巧成拙,因为在真实的现实生活中,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在此,不禁让人思考起所谓“魔幻”手法在现代小说技巧运用中的合理性问题。马克思在谈到古希腊神话时曾说过,古希腊神话是人类在童年时期的一种幻想,是古人在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的一种艺术表现方式,而随着人类的进步,科技的发达,现代人就不可能再生产这种古代神话了,否则就会变得稚气可笑了。今天文学作品的许多“魔幻”故事本质上与古希腊的神话有一种高度的相似性,那就是都是一种异想天开的想象,是真实生活中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事情;不过二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神话是古人对辉煌未来的一种想象憧憬,而现代“魔幻”却是对愚昧过去的一种精神膜拜。君不见,今日许多小说家都迷恋的“魔幻”“创造”,不过是把古代或现代民间传奇中的许多匪夷所思的奇闻轶事大肆渲染夸大,不仅完全没有考虑到其中包含着的许多迷信、愚昧、落后色彩的东西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的消极性意义,甚至还要把这些消极落后愚昧的的东西美化、诗意化。所以说,今天我们许多作家崇尚的所谓“魔幻”与古人的神话想象相比,只能是一种倒退。其实,就是在魔幻“始祖”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他的“魔幻”手法的运用也是有很明显的时空限制的,他笔下的马贡多象征着拉丁美洲从开创、繁荣直至毁灭的历史过程,他笔下的许多魔幻故事都是发生在原始丛林的荆棘荒野中,要知道,布恩迪亚家族的祖先们是连冰块、磁铁都没见识过的原始初民的象征,所以,在他们的“魔幻”故事背景中实有着一种与古希腊神话产生相似的时代特点,所以,他们神奇的传奇故事中包含着令人震撼的历史逻辑的必然。而我们今天的一些作家们却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化生存条件下,偏要对那些原始落后愚昧的生活习俗和方式等顶礼膜拜,奉为至宝,不择手段地“魔幻”一番,明明是买椟还珠式的模仿,明明是拾人牙慧,却还以为自己是在推陈出新,高明无比,实在未免肤浅!

  三、

  然而,《群山之巅》在迷恋“魔幻”“猎奇”的同时,似乎也表现出了一种对现实的强烈关注感。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有不少情节甚至就是直指当下现实的,这似乎可成为作品具有深刻讽喻性的一个明证;但是,仔细分析这些所谓“现实”成分,不难发现其中的严重缺憾:

  首先这些“现实”因素与作品的“魔幻”主线基本是不相干的,尽管在人物关系、故事线索上有某种交集;但是在真正的思想意义上,二者是各自独立,各走各道,无法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次,即便在对这些“现实”事件的描写中,也因为“魔幻”手法的运用,使得这些“现实”事件变得有些面目全非,意义不明,令人莫名其妙!

  如小说中有一个明显的直面现实的反腐故事。故事中的陈金谷家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情况简直可视为现代官场腐败的一副缩影。陈金谷从一个林业场长起步,成为县长、地委组织部长、副书记。而他的亲属仰仗他的权势,全是本地区有头有脸的人物,“没一个是白丁”,官职最小的也是龙盏镇镇长,而这官之所以未能做大,还是因为这镇长唐汉成本人不想离开龙盏镇才导致如此结果的。而陈金谷的“落马”也明显具有现实的戏剧性映射意味。一位小偷在他家中偷得了一本漂亮的笔记本,上面有陈的老婆记下的详细收礼受贿记录,小偷本想以此要挟,发家致富,却不料笔记本被儿子发现,带到学校折出五颜六色的纸飞机在教室里飞翔,被老师发现,报告相关部门,最后引发一场官场地震。

  姑且不论这故事对现实新闻报道的简单模仿之优劣,仅从内容上来看,这似乎是一个几乎与今天的现实政治形势发展同步的反腐故事,这种政治热情确乎很值得点赞;但实际效果又如何呢?原来,这不过是作家为了让“魔幻”具有深刻意义而贴上去的一种政治标签而已。由于贴得太生硬,这条官场腐败的线索完全游离于小说的“魔幻”“猎奇”主题之外,“骨肉”相离,所谓官场腐败与小镇人各色人等的“魔幻”传奇实际并不发生任何关联,给人的感觉这只不过是两种并行不悖的生活方式而已,小镇人的喜怒哀乐与官场的腐败没有任何关系,双方相安无事,互不影响,大家各得其所、各得其乐,可见,这条线索仅仅成为了小说外加的一种政治点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魔幻”“猎奇”之间也!如果官场的腐败并未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任何不良影响,那么,这反腐败的意义又何在呢?

  小说中还有一个离奇的故事。镇长唐汉成的女儿医生唐眉把她的大学痴呆同学陈媛直接接到龙盏镇悉心照料,放弃了自己去城里发展的机会,成为当地的一个道德模范。而事实却是两人原本在大学时便是最要好的同学,陈媛家贫,却很自尊,所以唐眉总是暗中帮助她,偷偷往她包里塞钱。不料两人同时爱上了一个研究生,男生最终却选择了陈媛,这让唐眉心生嫉恨,于是,在实验室偷了一种有毒的化学制剂,分三次悄悄下到陈媛水杯里,陈媛因而变得痴呆,而男生转而追求唐眉,也被唐眉拒绝了。毕业后唐眉回到家乡,决定一辈子守护陈媛,不离不弃。

  这个故事很容易让人想起近年来新闻报道中的多起大学生下毒杀人事件,虽然添加了许多“魔幻”调料,但本源却是一致的;只不过经过了这种“魔幻”艺术加工后,这“魔幻”故事反不如真实事件更能引起人的思考,“魔幻”故事不仅显得极其做作、虚假,关键还在于作者借这个“夸张”的“魔幻”故事要表达的思想让人捉摸不透:作家是要揭批唐眉的自私残忍还是想表现她人性本质上的善良纯正?抑或是凸现赎罪认错的深刻人性道德力量?从作品的实际描写中,我们无法找到解答,小说叙事中没有任何对唐眉如此作为的心理解释。所以这个故事与其说可以唤起人们对现实的认知与思考,还不如说只能让人真切地感觉到“魔幻”手法对表现现实生活的极大破坏性,把本来极其严肃沉重的生活悲剧“魔幻”得面目全非,善恶不辨!

  还可以再举一个因“魔幻”而“走火入魔”、丧失本真的例子。小说在叙述中似乎想表达殡葬改革给鄂伦春族人丧葬习俗带来的某种极大困扰,这本来确实是一个具有现实力度、人性深度的切入口,值得作家认真思考,深入描写;但是在作家的“魔幻”处理效果下,居然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因为八月一日是火葬正式实施的日子,所以,在吃完二月初二的猪头肉后,大多想带棺入土的老人,就开始少吃少喝了,以这种“慢性集体自杀”的方式表示抗议,并且整天给自己找气受,但又不好找人的气(因为想给人留下好念想),所以就找牲畜的气,怪狗不摇尾巴、牛对他们瞪眼、羊的叫声不温柔了,结果竟真气得自己“眼冒金星,浑身发抖”了。试想,这种“魔幻”情节究竟是在真实地再现老人们的痛苦恐惧心理还是在轻佻地嘲笑老人、戏耍老人呢?这种夸张失度、“魔幻”失真的渲染闹剧只能说明作家对“魔幻”效果的迷恋已使之失去了对真实生活的敬畏感,而将文学创作视为儿戏,严肃的生活竟成了作家手中的“魔幻”道具,想怎么变就怎么变,如同历史在某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家、历史学家的手下可以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是一种怎样的违背历史、扭曲现实的轻率、狂妄做派,实在让人为之一叹!

  作家在小说后记《每个故事都有一个回忆》中极力强调了这么一个思想:作品中的许多“魔幻”人物都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原型的,“很多是有来历的”,都是她在“故乡积累的文学素材”,正是这些素材与她在故乡耳闻目睹的许多人物事件、加上“英雄”传说的相“融合”,才“形成了《群山之巅》的主体风格”。言下之意,即她的“魔幻”故事是接地气的,这不仅让人想起马尔克斯在谈到自己的《百年孤独》时曾说过的话,他所生存的拉丁美洲土地上“汇集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他的小说不过是如实叙写历史而已。但是,二者其实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同样是“魔幻”,马尔克斯笔下马贡多在“魔幻”的艺术光照下,得以真实而形象地展示了一种粗犷宏大的历史原始风貌;但是,《群山之巅》的“魔幻”传奇除了给人一种荒诞感和“猎奇”趣味外,何曾展示了生活的真面目?更遑论历史的厚重感了。按理,作家对鄂伦春族人的生活确实有着某种他人难以企及的理解深度,在她长期的创作生涯中,已经对此倾注了不少的心血,确确实实积累了不少的“文学素材”;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她的《群山之巅》里,这些素材的生命力完全被“魔幻”表面的虚假光环给戕害了,徒留形式,而缺乏真正的情感和活力。所以,可以断言,在《群山之巅》里,作家并没有真正进入他故乡父老乡亲的真实心灵世界中,也没有展现出今天鄂伦春族人的真实生活景象;作家真正感兴趣的只是那些奇闻异事中花花绿绿的原始传奇色彩,而非这些原始传奇色彩中的传统精神、血脉与今天鄂伦春族人生活的密切关系。

  统观小说的整体思想取向,其中大量的“魔幻”“猎奇”描写只能视为一种不成功的模仿。买椟还珠,有哗众取宠之心;脱离生活,少实事求是之意,这应该就是《群山之巅》的最大失策。

责编:龚晓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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